在2020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女排奥运冠军张常宁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建议》中提出，随着国家对青少年体育工作重视程度的日益加深，现有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已经无法满足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对此，她建议高校运动队的招生规模由不超过本校上一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1%提高至3%，从而进一步激发青少年体育锻炼热情，推动高校体育更好更快发展。
记者近期采访了多位校园体育专家、学者，他们均对张常宁提议的方向表示了欢迎。与此同时，他们认为，除了考虑微调招生比例之外，更重要的是从宏观层面进行战略布局，倡导高校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特点发展高水平运动队。
高水平运动队的角色之变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开展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探索体教融合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模式。到2020年，我国有283所高校具备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资格。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不仅招生学校越来越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角色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表示，在发展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之初，一个重要目的是培养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运动员，它既不具备带动整个学校体育运动发展的功能，也不承担为国家培养竞技运动员的任务。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今天看来，从国民教育系统培养和选拔优秀竞技运动员，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大学的高水平运动队，就是教育系统培养竞技运动员的最后一个集结地。”
张常宁的研究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储志东认为，未来学校高水平体育人才的出路可以有三条——特别有天赋的进入专业队，另一部分进入体育专业院校，毕业后成为体育教师或从事体育相关行业，还有一部分以高水平运动员身份进入普通高校学习并训练，丰富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带动更多普通大学生参与各项体育活动，成为校园体育的榜样力量。
北京交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崔迎春说：“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孩子情商、心理素质都非常好。我经常说，他们永远不会拉低学校的就业率。真正走到工作岗位，其实更多是需要一种综合素质。许多学生毕业以后，如果羽毛球打得好，很多单位也喜欢要这样的学生。”
由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承担的功能越来越多，类似张常宁的提议近年来并不少见。面对眼下扩大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规模的呼声，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认为，扩招涉及教育部对招生的比例限制和招生过程中学校自主权的问题。他表示，如果教育部放宽学校招生的自主权，特别是对于专门人才招多少的自主权，其实是一件好事。
钟秉枢说：“以体育为突破口，在高水平运动队扩招方面赋予高校一些权利，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应该赋予这些高校在招收其他特殊人才时一定的权利，那么这可能就会造成新的公平，而不是不公平，让各种人才都可以进到高校学习，这实际上会给我们教育改革带来一种新动能。”
招生比例不能“一刀切”
张常宁建议的方向，得到了受访者的普遍肯定与支持，但他们也纷纷表示，修改关于“1%”的规定，不能简单“一刀切”，1%的比例并不是所有高校都不够用，也并非提高比例就可以解决高水平运动队发展中的所有问题。
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告诉记者，几年前在修订相关文件时，专家组发现，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最主要问题不是招生比例够不够，而是不平衡。
记者查阅了教育部在2020年初发布的《关于公布2020年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技术调整结果的通知》后发现，在283所具备招生资格的高校中，清华大学招生项目最多，共有包括足球、篮球在内的八个项目，但也有不少高校仅仅开展一项。
“怎么叫‘不平衡’？”刘波表示，在这些具备招收资格的学校中，学校招生项目数量从一个到八个不等。“清华是八个，有的学校可能是四五个，还有最少的只招一个。你同样是1%，对于招七八个项目和招一个项目那就不一样了，像清华肯定是不够的，这是第一个‘不平衡’。”
“第二个‘不平衡’，就是每个学校的本科招生总数不一样，我们属于本科生很少的，大约3000多人。按照1%算下来有30多个，此外我们的足球项目单独批了10个名额，实际上也就40多个。对于我们八个项目来说，40多人是根本不够的，满足不了需求。有些学校本科生招得很多，可能招七八千，这样它的高水平运动队一年就可以有七八十人，但可能这个学校只有一到两个项目，这招得就太多了。”
“我们当时提的建议是按照项目，一所学校每招一个项目，就给十个名额。这样的话像清华招八个项目，就进80人，差不多应该够了。我不管你本科生数量，也不管你按照比例算出来多少，如果只招一个项目，最多给你十个名额就行。”刘波建议说。
钟秉枢持相似观点，他表示高校的规模不尽相同、性质也不一样，如果一所学校每年招100名高水平运动员，却只发展一两个项目，这完全足够了。有的学校如果每个项目都招几个，平均到每个项目却没几个人，就很难形成规模效应。
“实际上取决于高校如何设置高水平运动队，什么项目该怎么做，这样的话才有利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钟秉枢说。
扩大规模亦需战略布局
除了招生比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30多年后，教育部应该“铺开”这项工作，让1000多所高校自主决定是否创办高水平运动队。对于这项庞大的工程，也有受访者认为按照目前的状况，尚不具备条件。
钟秉枢说，完成“铺开”的工作，核心是要有战略布局。“这个问题不在于放开多少，鼓励大家做没有问题，但核心是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有机地布局。什么高校发展什么项目？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和原有的青训体系如何有机配合？与原有的国家各级训练基地如何有机结合？”
“如果还像现在这样，就撒个芝麻你自己去做，而缺少了宏观的布局引领，这件事情就可能很难完成。”钟秉枢说。
刘波认为，不是允许多招，高校就可以多招，“学校具不具备训练条件？有没有好教练？经费够不够？这都是问题。如果想这么做，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这1000多所学校，能够共享体育系统的资源，否则靠自己根本无力完成。”
清华大学可谓是在全国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方面做得最好的高校之一。然而，据刘波多年的教学实践观察，与专业队相比，他们在营养供应、康复手段、训练设施方面还远远跟不上。
“这些方面恰恰是体育系统的优势，但如果这些优势无法向教育系统过渡，可能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就无法继续推广，所以我个人觉得首先现在肯定不具备全部放开的条件。其次就算全部放开，有没有好的效果，有没有吸引力也不好说。”
崔迎春认为，如果单纯地扩大招生名额，但没有政策指导的话，对一所学校的压力其实挺大的，也可能会引发其他问题。
几位专家在受访时均表示，高水平运动队的扩招意味着需要大量优秀的专业教练，这在运动队建设中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教育系统现行的制度和评价体系抑制了教练的积极性。
刘波告诉记者，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的评价标准不一样，职称评定也不一样，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专业教练向教育系统的流动。“先不说学校是否需要这样的人，退一步讲，就算学校需要这样的人，他以什么方式进来？这是不好解决的。国外有些竞技体育方面的教练，都是聘任制的。比如说我聘一个高水平教练，我发高工资就可以了，他愿意来的话就来了。”
“但这样在中国不行，因为涉及户口、编制问题，而且关键的是我们还给不了人家那么高的工资。在中国大家都很在乎，我户口能不能过去？编制有没有？如果只是聘的话，万一不聘了，我干什么去？”
崔迎春同样表达了对教练问题的关注。她透露，交通大学的教练员和其他老师上课课时数相同，但是课下，教练还要带训练，投入的时间、精力是翻倍的，但从收入上并没有体现这一点。
“我们学校也在修订一些关于教师职称的相关政策，他们确实是双倍工作量的投入，可否就针对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员的工作量制定一个统一指导意见？当然对于很多教练员来说，体育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即便不给钱，他们也照样带学生。可对于他们工作的认可，我觉得从学校或国家层面来讲应该给予更多重视。”崔迎春说。
钟秉枢、刘波等人认为，在体教融合问题得到高度重视的大背景下，加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是大的趋势。但是，要想真正让高校成为高水平运动员的摇篮，还需要在教练员引进、经费保障、场地设施建设、保障团队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有相关配套的措施。这项工作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